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反智主义与“美式”失败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人民生命健康至上的原则，同各国一道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但与此同时，美国一些人经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疫情防控，一再将疫情政治化，不断制造虚假信息，助推新冠肺炎疫情与“信息疫情”叠加传播。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涉疫情虚假信息的制造、传播及其严重后果直接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美国媒体也承认这是一种“美国式失败”。在美国虚假信息弥漫的背后，反智主义、政治极化、制度性矛盾等构成了美式失败的主要原因，给其他国家和全人类带来的风险更值得我们警惕。
一、美式抗疫中的虚假信息与恶劣影响
伴随疫情肆虐，美国白宫疫情发布会、美国部分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散布虚假信息的三大帮凶，美国部分政客一再将病毒溯源政治化，恶意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蓄意栽赃和构陷他国。这些行为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造成了严重威胁。
美国政府本身即是虚假信息的推波助澜者。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主政时期的白宫疫情发布会，就是虚假信息传播的最大推手，“新冠是流感”“新冠会在天热时自动消失”“某某药物能够有效治疗新冠”等言论以官方发布信息的形态出现，极大影响了美国民众对于新冠病毒以及疫情防控的正确认知。在关于美国首例病例确诊时间问题上，美国官方一直声称2020年1月21日是最早的确诊日期，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实际出现疫情的时间要远早于这一日期。
如果说白宫新闻发布会彻底丧失了其本应肩负的权威信息发布的职责，那么美国众多老牌新闻媒体机构的涉疫报道则背离了其一向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2021年6月28日，彭博社发布“全球抗疫排名”，将美国排在第一，严重违背了美国是全球感染病例数和死亡人数最多国家的基本事实。对新闻真实的追求本应是新闻媒体的使命，但在疫情这一试金石面前，美国新闻行业的所作所为让美国民众对其信任度创下了历史新低。尽管很多美国媒体在其官方网站上打出“增益事实的力量”等口号，但其报道中存在的结构性偏见长期得不到纠正，信誉度已经受到重创。
社交媒体是美国民众获取疫情信息的主要途径，但面对社交媒体平台充斥着鱼龙混杂的信息，大量美国民众更显得手足无措。在疫情叠加后真相的语境下，看似海量的社交媒体信息实则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恐慌。为了避免信息过载带来的恐慌，民众会基于用户画像、所属圈层和网络连接关系，形成特有的信息把关标准，这一标准并不与传统意义上职业记者对新闻真实的把关准则相一致。特别是在阴谋论的作用下，美国民众更倾向于认为主流新闻媒体的报道是不可理喻的，主流媒体的合法性地位进一步降低。加之疫情导致的经济萧条，仅在2020年美国就有数十家新闻媒体机构宣布关停，新闻从业者被迫辞职或转行，不少人因此失业。
美式抗疫中虚假信息的弥散带来了两方面严重后果。一方面，虚假信息导致新冠肺炎疫情与“信息疫情”叠加，引发社会动荡。“信息疫情”的概念最早由世卫组织专家提出，用以说明人们因为信息过多而难以辨别真实和可靠的内容。“信息疫情”会引发民众的心理恐慌，加剧社会矛盾，对科学的疫情防控和人们的身心健康都会造成显著危害。另一方面，虚假信息的传播直接影响美国民众和美国舆论对他国的认知。中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然而在疫情背景下，美国对华舆论变差，其国内政治根源在于，部分美国政客向民众传递了不正确和不准确的关于中国的信息，这些虚假信息成为美国民众对华态度的判断基础。
二、反智助推虚假信息泛滥
美式抗疫中出现虚假信息的背后，既有美国政府将疫情高度政治化、对病毒溯源进行有罪推定的影响，还涉及美国社会中长期滋生的反智主义、制度顽疾引发的极化问题，反智与极化都对虚假信息的制造与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谓反智主义是指对知识和理性的轻视与嘲弄，反智主义在美国长期存在，早在20世纪60年代，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等学者就对美国社会中的反智主义现象作出了论述。反智主义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于“智性”本身的憎恨与怀疑，二是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乃至敌视。作为美国社会中长久存在的一种思潮，反智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还受到区域经济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宗教信仰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复合影响。至于反智主义在美国形成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反智主义源于美国的商业传统以及美国文化中浓厚的功利主义烙印，这二者使得美国民众不信任那些所谓的不切实际的知识与智识。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中的反智主义又进一步演化为宗教反理性主义、民粹反精英主义和草率工具主义等类型。
在此次疫情中，美国的反智主义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包括政府和部分民众在内都对科学防疫的要求以及防疫专家的言论持不信任态度，矛盾的焦点又表现在对是否戴口罩、是否接种疫苗等防疫措施的态度分化上。自有疫苗研发计划以来，美国民众对于接种疫苗就存在着太多分歧。曾有负责疫苗接种的美国医生向媒体透露，即便是那些愿意通过接种疫苗来避免染疫的人群，也不愿意让周围人知晓；在美国一些疫苗接种点，甚至不少人在接种疫苗时会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这种荒诞的心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反智主义在美国社会中根基之深厚。
与此同时，美国乃至其他国家具有智识的众多知名科学家在疫情蔓延中受到无端攻击。自2020年4月至今，包括美国防疫专家福奇博士、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局长里克·布莱特、英国科学家彼得·达扎克、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丹妮尔·安德森等在内的众多科学家，都因发表与政府相左的抗疫主张而受到攻击和打压。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经常出现打压科学家、打压专业意见的言论，这些反智主义的声音掀起舆论波澜，更有科学家因为不支持实验室泄露的观点而遭到网络暴力、日常骚扰甚至人身安全威胁。
三、极化加速虚假信息传播
如果说反智主义是美式抗疫中虚假信息的生成原因，那么极化则是美国社会中虚假信息得以大规模传播的现实动力。极化来源于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主要是指决策中表现出的极端化倾向，在群体交流过程中，如果有人支持自己的观点，或者与自己的观点相似，那么自己往往就会更加坚定自身的立场，同时采取更为极端的做法。在疫情冲击下，浏览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人们频繁交流着有关疫情的看法和观点，形成了若干个讨论阵营与群体，政治极化、意见极化、行动极化等问题充斥社交媒体平台。极化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还为科学化的疫情防控制造了重重人为阻碍。
政治极化在美国疫情防控中引发了多场闹剧。佐治亚州州长曾阻止该州一城市市长颁布“口罩强制令”，甚至还对这名市长提起诉讼，其根本原因在于州长和市长分属不同党派。政治极化加剧了种族矛盾，疫情导致失业率上升和贫富差距加剧，使美国社会在疫情面前频频进入“重大灾难状态”。有数据显示，因为美国政客对于新冠病毒起源持有阴谋论，导致美国社会中对亚裔的歧视和仇恨上升，仅在2021年3月一个月内，涉及歧视亚裔的恶性案件就激增了一倍。
观察虚假信息的形成机制可以看出，反智主义与政治极化是导致虚假信息泛滥的直接因素，而虚假信息泛滥以及治理手段失灵的根源则是“散装美国”的制度性矛盾。
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号令四面、组织八方来共同应对。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性困境在于，政策的制定者是为党派私利服务，而不是为了美国民众的根本利益。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政党之间的矛盾、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矛盾、议员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冲突的升级。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2020年美国纽约州州长、民主党人科莫多次指责特朗普政府在抗疫中不作为，但他本人却因为瞒报养老院中的病人死亡人数问题而遭到调查。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尖锐地指出，美国民众对国家机构、政治生活以及个体的信任度都在急剧下降。
四、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才是正途
对于涉疫虚假信息的治理，中国不断总结经验。一方面，各级职能部门及时制止和消除危害社会秩序的不实言论；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对涉及虚假疫情信息的案件坚持依法、精准和恰当处置。
与美国的抗疫不力和甩锅推责不同，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各级政府坚持依法防控和科学防控，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国上下齐心协力，迅速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成果。
反观美国的所谓抗疫，已有超过70万美国人因这场疫情丧失宝贵生命。“这是一场屠杀！”美国流行病学家威廉·福格这样评价疫情对美国的影响。标榜“人权至上”的美国连本国民众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这不可不谓是对“人权至上”的一种反讽。美式抗疫失败背后，是更多普通民众饱受摧残。芝加哥大学美国国家调研中心公布的一份名为《美国人的历史性转变：疫情中的幸福感》的报告指出，美国人正处于有史以来最不快乐的时期。
美国不仅无法保障国内民众的生命健康，还给他国民众带来侵害。最近，美国在阿富汗仓皇撤军震惊了全世界。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经费支出最终落入军工企业和财团的口袋。不论是美国抗疫失败，还是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其本质都是对人类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严重侵害。
面对疫情，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美国抗疫失败的惨痛教训，是用数十万无辜生命换来的。它再次为全人类敲响了警钟——反智主义、政治极化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唯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汇聚众智，共同取得人类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奇光）